道他的主要原因。

主要是戈达尔恨其不争，看他这个浓眉大眼的中国小伙，怎么也跟好莱坞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玩儿一块了，简直有负伟人的教诲。

拍的电影更是神神鬼鬼，《历史的天空》他当然是最喜欢的，《塘山》里的军民救灾也颇受戈达尔的激赏，还有《球闪》里的林云自我观察、同归于尽。

除此之外，尽不堪入目。

特别是《山海图》在西方社会引起的那些乌烟瘴气的玩意儿，导致戈达尔去年就缺席了坎城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小刘想通了所有关节，不禁心里感叹：

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，但文化战争贩子不但得有文化，还得心黑。

相比之下，自己简直像个新兵蛋子。

计划如期推进，刘伊妃不便直接出面，由《寄生虫》剧组安排了中韩两方的记者团队去采访了戈达尔，与问界关系颇佳的央六《中国电影之旅》记者打头阵，是最积极的。

他们没去戈达尔在瑞士罗尔的隐居地，而是在坎城当地一家他常去的老咖啡馆「偶遇」了这位戴著标志性黑框眼镜、头发花白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的老者。

记者小心翼翼地递上了《寄生虫》的详细资料和一份精简的剧情分析，重点标注了影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不公、阶级固化、以及「气味」这种无形壁垒的隐喻。

戈达尔起初有些不耐烦，但当他快速浏览了几页，当即上套。

于是在回到住处看完了片方提供的这部电影之后，老战士再也按捺不住外溢的磅礴表达欲了，他开始频繁接受欧洲各大电影媒体的采访，也在坎城的官方场刊上进行辩论。

包括他精准的有关电影政治学的演说：

从《寄生虫》的空间隐喻一一半地下室的潮湿与山顶豪宅的阳光；

谈到声音设计如何区分阶级一一雨声对豪宅是情调，对地下室是灾难；

再猛烈抨击那些赞扬《阿黛尔》纯粹、伟大的评论是「资产阶级美学的陈词滥调」和「对电影政治维度的主动阉割」。

「他们懂什么电影史？」戈达尔在接受法国最大媒体《费加罗》的采访时冷笑，「他们还在用我和特吕弗六十年前用来反对优质电影的那套作者论、个人表达来评判今天的世界！」

「世界变了！敌人变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