克冲上来，步兵已经接近到一百米内。双方开始对射，步枪、冲锋枪、机枪的射击声连成一片。

“为了达瓦里氏！”政委阿纳托利·弗拉索夫跳出战壕，举着手枪高喊，“同志们，跟我上！”

他是团里的政治委员，一个三十出头的乌克兰人，战前是基辅大学的哲学教师。

四天战斗，他始终在最前线，身上已经三处负伤。

几十名士兵跟着政委冲出战壕，与日耳曼步兵展开白刃战。

刺刀与刺刀碰撞，枪托砸碎骨骼，拳头击打肉体。

惨叫声、怒吼声、金属撞击声混杂在一起。

罗季奥诺夫也拔出手枪，带领警卫排加入战斗。

他看到一个日耳曼兵用刺刀刺穿了一名苏军士兵的胸膛，下一秒，那个日耳曼兵的脑袋被工兵铲劈开。

他看到政委弗拉索夫用手枪连续击倒三个敌人，然后被一发流弹击中肩膀，踉跄后退，但依然在射击。

战斗持续了二十分钟。日耳曼人终于退了回去，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五辆燃烧的坦克。

苏军的代价同样惨重。

冲出战壕的六十多人，只有二十多人回来。

政委弗拉索夫被抬回来时，已经昏迷不醒，军医检查后摇了摇头。

“失血过多，必须后送。”

“不能后送。”罗季奥诺夫咬牙，“后送的路上就会被日耳曼飞机炸死。就在这里治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救活他。”

军医开始紧急手术，用简陋的工具取出子弹，缝合伤口。

没有麻药，政委在昏迷中依然疼得抽搐。

下午，日耳曼人又发动了两次进攻，都被击退。

但苏军的弹药快要耗尽了。

傍晚，罗季奥诺夫清点剩余兵力：开战时有1200人的步兵团，现在还能战斗的不到400人。弹药只剩下平均每人五发子弹，手榴弹全部用光。反坦克炮只剩伊万那一门，炮弹还有三发。

“团长，我们守不住了。”一营长低声说，“趁夜撤退吧。”

“不行。”罗季奥诺夫断然拒绝，“命令是坚守到20日午夜。还有一天半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他环视周围的军官，“我们是红军。红军的字典里没有‘撤退’，只有‘死守’和‘进攻’。”

夜幕降临，战场暂时平静。

士兵们抓紧时间挖掘工事，加固阵地。没有工具，就用刺刀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