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多教我们一天，前线可能就多死一个战士。这个账，我们算得清。”

伊万再也控制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他教书十几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，但像今天这样的场景，他从未经历过。

那天下午，伊万没有讲课。

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，讲述莫斯科的红场，讲述伏尔加河上的落日，讲述他参军的哥哥，讲述在前线杳无音信的儿子。

学生们静静地听着，有人记录，有人思索，有人偷偷抹泪。

放学时，李建国走到伊万面前，深深鞠躬：“老师，无论您做什么决定，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。您教给我们的，不光是技术，更是怎么做人。”

伊万握住这个年轻学生的手，久久说不出话。

傍晚回到家，伊万发现妻子和女儿的眼睛都红红的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
“学校……学校组织了为毛熊募捐。”娜塔莎抽泣着说，“同学们把零花钱都拿出来了，老师也捐了工资。我们还做了慰问卡，要寄给前线的苏联小朋友。”

安娜拿出一叠卡片，都是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画的画、写的祝福。

有一张画着两国国旗，下面用中文和俄语写着：“我们和你们在一起”。

“伊万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安娜轻声说，“祖国需要每一个儿女。”

伊万点点头。

他心中最后一点犹豫，在妻子和女儿的理解中烟消云散。

当晚，伊万写下回国申请书。

不是以个人名义，而是代表在北平的326名毛熊专家，联名向大夏政府提出请求：允许他们提前结束工作，回国参加卫国战争。

信写得很长，也很动情。

伊万写到了在北平工作的日日夜夜，写到了和大夏同事建立的深厚友谊，写到了对未完成工作的愧疚，但最后，他写道：

“当祖国母亲在血与火中挣扎时，远在异乡的游子无法安心工作。

我们渴望回到母亲身边，用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生命，保卫她。我们请求大夏同志的理解和支持。

这不是撤退，这是转移战场——从建设的前线，转移到保卫祖国的最前线。”

信是第二天一早送到政务院的。

伊万不知道这封信会引发怎样的波澜，他只知道，他必须这么做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是伊万在北平最难熬的三天。

白天，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