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票口挤满了人，你推我搡的。一个老太太的包袱被挤散了，东西掉了一地，周围人骂骂咧咧地从上面踩过去。沈砚之帮她捡起几样，老太太千恩万谢，他摆摆手，快步通过了检票口。

站台上，火车已经等在那里。黑色的车头喷着白气，像一头喘息的巨兽。车厢里陆续在上人，嘈杂声、吆喝声、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。

沈砚之找到三等车厢，踩着铁梯上去。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霉味、汗味和煤烟味混合的气味。他顺着窄窄的过道往前走，找到了七号包厢。

包厢里已经有人了。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，正拿着份报纸看。对面坐着一对母女，母亲四十来岁，女儿大概十五六岁，都穿着半新不旧的旗袍，怯生生地坐着。

沈砚之的铺位是靠窗的上铺。他把藤箱塞到铺位底下，脱了鞋，爬上去躺下。车厢顶很低，坐起来就会碰到头。他侧躺着，面朝里，假装睡觉，耳朵却竖着，听着周围的动静。

九点四十。汽笛拉响了，长长的一声，震得车厢都在抖。火车缓缓开动，站台上的灯光、人影向后退去，越来越快，最后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。

出了城，外面彻底黑了。只有偶尔经过的村庄，才会有点点灯火一闪而过。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车轮轧过铁轨的哐当声，均匀而单调。

沈砚之闭上眼睛，但没睡。藤箱就在身下，隔着薄薄的铺板，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那些文件，那些信，那些账册……每一张纸，都可能改变时局，也可能要了他的命。

突然，包厢门开了。

沈砚之没动，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。

进来的是赵伯钧，那个在候车室搭话的人。他冲包厢里的几个人点点头，然后走到沈砚之铺位下面，敲了敲床板。

“沈先生，睡了吗？”

沈砚之慢慢坐起来，往下看：“赵先生有事？”

“睡不着，想找人说说话。”赵伯钧笑着，“方便下来坐坐吗？我这儿有好茶。”

对面那对母女已经躺下睡了，西装中年人还在看报纸，但眼睛不时往这边瞟。

沈砚之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爬了下来。赵伯钧已经在靠窗的小桌边坐好，从手提包里掏出个小铁罐，两个搪瓷杯，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个暖水瓶。

“正山小种，朋友从福建带来的，尝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