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程振邦迎上去，握住妇人的手，“辛苦你了。”

秀姑是程振邦的堂妹，辛亥年起义时，丈夫战死在山海关。这些年，她一直在天津，表面上是茶叶铺的老板娘，实则是革命党在天津的重要联络人。

“不辛苦。”秀姑抹了抹眼睛，从菜篮底层掏出一个小布包，递给沈砚之，“沈先生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”

沈砚之接过，打开布包，里面是十本小小的册子，封面上写着“圣经”二字。他翻开一本，内页却是密密麻麻的人名、地址、代号——这是天津地区所有革命党人的联络名单，以及各处的秘密据点、武器藏匿点。

“都在这儿了。”秀姑说，“按您的吩咐，一式十份，分藏十处。万一有一处暴露，其他的还能用。”

“好。”沈砚之将布包仔细收好，“秀姑，这次行动，你不要参与。明天一早，你就坐船去上海，找你嫂子淑娴。地址我写给你。”

秀姑却摇头：“我不走。程大哥在这儿，沈先生在这儿，我怎么能走？当年我男人死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发过誓，这辈子，就跟定革命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，算我一个。”

“秀姑，这不是儿戏——”

“我知道不是儿戏。”秀姑打断沈砚之，这个平日里温婉的妇人，此刻眼神坚定得像块铁，“我男人死的时候，身上中了七枪，没吭一声。他跟我说，秀姑，我死得值，因为我是为四万万人死的。沈先生，您说，我这个未亡人，能不能也做点值当的事？”

沈砚之看着秀姑，看着这个三十多岁、眼角已有细纹的女人。她的丈夫死在辛亥年冬天的山海关，尸骨埋在关外的乱坟岗，连块墓碑都没有。但她还记得，还要继续。

“好。”沈砚之最终点头，声音有些哑，“但你得听安排，不能擅自行动。”

“我听话。”秀姑笑了，眼里有泪光闪动。

后门又开了，这次进来三个人，都穿着长衫，戴着帽子，帽檐压得很低。为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面容清瘦，目光炯炯，正是北京来的李大钊。

“守常兄。”沈砚之迎上去。

“砚之兄。”李大钊握住沈砚之的手，很用力，“两年不见，你瘦了。”

“你也瘦了。”沈砚之看着李大钊清癯的脸颊，心里一酸。这位北大教授，本可以安心做学问，却偏偏要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