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的担心，也是我们省委一直考虑的问题。

对此，我们的应对方案也想了不少。

但归根结底，还是那句话——相信群众。”

李默坐回位置，认真地汇报：“我们制定的合作社章程里，核心不是让合作社管理人员怎么管，而是让社员怎么盯。

财务三级公示，每分钱的去向都要贴在墙上；

重大开支必须经社员大会表决；

成立由普通社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，专门查账。

同时我们要求，地方上的干部，对于合作社，只做指导和帮扶，绝不插手具体的人事和财权。

如果干部伸手，那是违法违纪，要抓。

如果合作社的一些人伸手，社员会直接到派出所或政府举报，我们也依法处理。”

李默顿了顿，语气坚定：“只要把权力真正交还给社员，让几百双眼睛盯着，就没有藏污纳垢的死角。”

当下这些问题，还是很简单的。

先杜绝干部伸手，其余就好处理很多。

李首长微微颔首，神色稍缓，但紧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更尖锐的问题。

“好，监督的问题有办法。

那贫富差距呢？”

李首长指了指窗外：“前进社富得流油，隔壁村却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今天马长顺同志也说了，他们合作社不愿意让穷村并进来分薄了利润。

这是一种本位主义，也是一种苗头。

如果全省都这么搞，将来必然会出现‘富社’和‘穷社’，甚至是‘地主社’和‘长工社’。

我们搞革命，搞社会主义，难道就是为了造就一批新的富人，让另一批人看着眼红吗？”

这个问题太大了，太尖锐了。

不仅是黄庆祥，连骆荣恒都皱起了眉头。

现在有些合作社发展很好，但赤裸裸的现实也摆在眼前。

李默沉默了片刻，整理了一下思绪。

“首长，您说得对。

不过我们搞合作社的根本目的，有三条：

一是完成农业合作化改造，把散沙聚成拳头；

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；

三是让更多的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但不是所有人同时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李默站起身，走到挂在墙上的大兴县地图前。

“合作社的发展，是有规律的。

从互助组，到初级社，再到高级社，这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。

现在的‘前进社’，靠着先发优势，靠着省里的工业配套办工厂，确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