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到处记录的年轻官员，可都盯着呢。

以林启为首，范仲淹（病中，但威望仍在，参与核心决策）、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、杜衍等组成的“新政议事堂”，成为实际上的权力核心。旧的政事堂、枢密院、三司架构被打破重组，名义上恢复并强化了隋唐的“三省六部制”——中书省决策，门下省审核，尚书省执行，六部具体负责——但核心权力，高度集中在“议事堂”。

裁撤冗官、冗员、冗机构的“精兵简政”轰轰烈烈展开。大量吃空饷的、混日子的、职责重叠的官职被砍掉，官吏数量锐减，但留下来的，俸禄实实在在涨了一截，还有“绩效考评”和“养廉银”等着，干得好，收入比以前灰色收入全在时还高。反对？反对就滚蛋，后面大把人等着。

经济上，新式记账法、审计制度、商税改革、银票推广、官营工坊技术升级、专利保护法……一系列组合拳打出来，配合宋商总会这个庞然大物的商业网络，大宋的经济机器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，国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充实。

文化上，科举改革，加入格物、算术、时务策；各地广建新式学堂，教材统一，灌输“忠君爱国、实干兴邦、格物致知”的思想；报纸、说书、戏曲，各种舆论工具开动，宣传新政的好处，描绘海外贸易和工业化的美好蓝图。

林启深知，权力不能没有监督。他亲自挂帅，组建了独立于三省六部、直接对他负责的“廉政总署”和下辖各司和“新政督察院”，一个管贪腐，一个管新政落实。两把利剑悬在头上，让新上位的官员们既兴奋于施展抱负，又时刻警醒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变革的风暴，从汴京这个心脏，向着大宋的四肢百骸猛烈吹去。

然而，任何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，都不可能一帆风顺。

南方，荆湖北路、荆湖南路，加上广南东路，这片土地兼并严重，土绅豪强势力盘根错节，对新政抵触最为激烈。“方田均税”触动了他们隐匿田产的利益，“鼓励工商”冲击了他们把持的地方小市场，更别提“裁撤冗员”断了他们安排族中子弟的门路。

明着对抗不敢——汉王在汴京杀得人头滚滚，皇城司的探子无孔不入。但暗地里的小动作开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