片区，只能依靠自救和有限的指导。

死亡的阴影，以疫病的形式，再次狰狞地逼近。

院里原本就脆弱的人际关系和刚刚有所缓和的紧张气氛，瞬间又被更深的恐惧和自保本能所撕裂。

人们下意识地相互避开，尤其是避开已经出现症状的家庭。

刘家和阎家周围仿佛成了禁区，连傻柱想去帮忙看看，都被于海棠厉声喝止。

王建国的心，也沉到了谷底。

疫病，是比地震本身更可怕、也更难防范的灾难。

他家的药品早已“贡献”出去，剩下的那点阿司匹林和清凉油对痢疾毫无作用。

干净饮水极度短缺，卫生条件恶劣，即便家人再小心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被传染的风险也极高。

一旦家人，尤其是年迈的父母或年幼的孩子染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他必须立刻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，并且，必须在绝对隐秘和安全的前提下，动用空间里可能有效的物资——比如储存的黄连素、更多的净水，甚至是一些高能量、易储存的食品，来增强家人的抵抗力和应对可能的疾病。

但这其中的风险，比之前拿出红药水要大得多。

药品和净水，在眼下是比黄金更珍贵的硬通货，一旦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然而。

就在王建国苦思如何安全地动用空间资源，并评估院里疫病发展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时。

一个他始料未及、却又在某种扭曲逻辑下“顺理成章”的麻烦，找上了门。

来人是街道的孙副主任，带着两个同样面色疲惫的干事。

他们不是来送物资的，而是来进行“灾情核查”和“困难户情况摸底”。

孙副主任先是简单询问了各家的房屋损毁、人员伤亡和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。

院里人七嘴八舌，说的无非是没水、没吃的、有病没药、房子不敢住。

轮到王建国家时，王建国依旧用那套“房子侥幸未倒、靠以前存的一点东西和街道分发勉强维持”的说辞应对。

孙副主任听着，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

但就在他准备离开，去下一个院子时，一直蹲在角落里沉默不语的许大茂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脸上挤出那副令人熟悉的、混合着讨好与某种表演性严肃的表情，走到孙副主任面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