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对秦淮茹的处境表示任何额外的同情，也没有对她的想法进行任何评价，只是再次强调了“政策”和“街道”这两个关键词，将问题原封不动地推了回去。

秦淮茹眼中的那点微弱希冀，瞬间熄灭了。

她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但真听到这冷冰冰的、公事公办的答复，心还是像被浸入了冰水。她木然地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

“谢谢王局长，我……我知道了。”

然后。

便像逃也似的，转身匆匆离开了王家，背影佝偻，脚步虚浮。

王建国关上门，回到书房，重新拿起那份技术资料，仿佛刚才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，并未在他心中留下任何痕迹。

他理解秦淮茹的绝望，但他绝不会因为这种理解，就做出任何可能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的举动。

帮助她获得一个合法经营的许可？

这意味着他要向街道打招呼，施加影响。

这超出了“不沾不连”的底线，会留下把柄，也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——

今天帮了秦淮茹，明天阎埠贵、刘海中，甚至许大茂会不会也找上门来？

他将被拖入无尽的人情请托和潜在的是非之中。

更何况，以秦淮茹家的状况和棒梗那个不稳定因素，她的小摊能否经营下去、会不会惹出别的麻烦，都是未知数。

他绝不会为这种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买单。

他的冷漠与疏离，在院里逐渐成为一种清晰的信号。

人们开始意识到，这位日渐位高权重的王副局长，与四合院这个“民间”场域，已经彻底拉开了距离。

他不再是那个可以商量家长里短、调解邻里纠纷的“建国”或“王处长”，而是一个需要仰视、谨言慎行、不可轻易打扰的“领导”。

有事找街道，有困难靠自己，成了院里人面对王建国时的共识。

这反而让王建国感到轻松，他需要的就是这种清晰的界限感。

然而，时代的洪流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冷漠而停止奔涌。

阎埠贵在经过反复纠结、打听和与刘海中密谋后，终于壮着胆子，向街道递交了申请，利用自家临街小屋，开起了一个小小的、只有两节柜台、主要卖烟酒火柴肥皂邮票的“代销店”。

手续办得磕磕绊绊，但总算批下来了。

开业那天，阎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