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了地，还主动提出补偿被占田的农户。开工那天，赵老栓被请去奠基，他颤抖着铲起第一锹土，对着围观的乡亲说：“这条路，是咱们自己的路！”

与此同时，贫民区下水道工程也开始勘测。老乔每天戴着“监督委员”的红袖章，在工地转悠，逢人就说：“这钱是咱们盯着花的，一个子儿都不能糟蹋！”

傅云舟的报馆更忙了。除了日常报道，还要连载《北地风物志》，主持“百姓算账”专栏，刊登监督委员会的会议纪要。报纸发行量从原来的三百份增加到八百份，还不得不加印。

然而，就在一切似乎步入正轨时，阴影再次悄然逼近。

十月末的一个雨夜，傅云舟刚写完稿，准备歇息，忽然听到门外有异响。他警觉地起身，从门缝往外看——几个黑影正在撬报馆的门栓！

“谁？”他大喝一声。

黑影一惊，随即破门而入。是三个蒙面汉子，手持棍棒，进门就砸。排字架被推倒，铅字洒了一地；稿纸被撕碎；油墨泼了满墙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！”傅云舟冲上去阻拦，被一棍打在肩上，踉跄倒地。

陈先生从里间冲出来，见状大喊：“来人啊！有贼！”

领头的蒙面人一脚踹倒陈先生，走到傅云舟面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傅先生，有人让我带句话：笔杆子再硬，硬不过棍子。识相的就收敛点，否则下次就不是砸东西了。”

说罢，三人扬长而去，消失在雨夜中。

傅云舟忍着痛爬起来，扶起陈先生。两人看着满目狼藉的报馆，沉默良久。

“云舟，要不……咱们停几天？”陈先生声音发颤。

傅云舟没有回答。他走到破碎的排字架前，蹲下身，一枚枚捡起散落的铅字。雨水从破了的屋顶滴落，打湿了他的肩背，但他浑然不觉。

“陈先生，你记得我父亲怎么死的吗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不是……病死的吗？”

“是心病。”傅云舟握着一枚“真”字铅字，掌心被棱角硌得生疼，“他被迫停笔后，人就垮了。临终前跟我说：‘云舟，我最后悔的不是写那些文章，而是后来不敢写了。’”

他站起来，雨水和血水混在一起，从额角流下：“这报馆可以砸，笔可以折，但只要我还活着，只要北地还有人愿意听真话，这事就不能停。”

第二天，报馆被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