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，对此并不擅长，自然难以与道学抗衡。

当然，道学也没有将铁路司全部据为己有，其中一些与道学关联不强的文职岗位，依旧交给了儒学学者担任，以此平衡两大派系的利益。

而城市之间的大型铁路，则由朝廷出资修建。

这类重资产工程，回本时间漫长，风险高，却又关系到国家交通命脉与地区发展，只有朝廷才有足够的财力与魄力承担。

这份决议送到赵棫手中后，他只看了一眼，便看穿了其中的关键——这件事的背后，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朝中群臣与民间商人。

但赵棫并未反对，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

他名下的皇家商会，也可以参与铁路修建与运营。

只是他也能预见，想要获得铁路修建的资格，必然要给铁路司的官员们足够的好处。

嘶——皇帝要给大臣“行贿”？

这未免有些倒反天罡，不合常理。

不过，仔细一想，倒也并非不可行。

反正皇家商会的核心目的是盈利，只要最终能赚到钱，些许投入也无关紧要。

更何况，皇家商会早已与朝廷公产明确区分开来，既然要参与民间商业竞争，就必须遵守民间的规则。

如果动用公权力为皇家商会敛财，那这份商会，到底是公还是私？

这显然违背了圣祖爷爷创立皇家商会的初衷。

自宋太祖赵匡胤立下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祖训以来，大宋的官家向来对士大夫群体十分宽容，这也是南宋末年，有大量士大夫愿意追随大宋皇室，迁往海外、坚守气节的重要原因。

到了圣祖赵昰时期，这份宽容依旧延续，且不再局限于士大夫，而是对士大夫、武将、普通宋民百姓一视同仁，尽显治国之道；

到了宋帝赵汶时期，这份宽容则更多地偏向了道学士大夫，扶持道学发展，推动实用学问的传播；

而赵棫继位后，也依旧遵循了这份善待士大夫的传统。

赵棫本身就是个豪爽大方的人，再加上爷爷赵昰、父亲赵汶在位期间，积攒了大量的财富，使得他对自己人（朝臣、亲信）向来毫不吝啬。

纵观整个东宋时期，大宋的官家从未主动整治过贪腐问题，这背后有三个原因：

一是东宋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，疆域、财富、人口持续增长，贪腐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被极大地掩盖，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