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程立拿起笔，翻开第一份文件，开始批阅。

都是些常规工作——各科室的节后工作计划、一份关于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汇报、一份关于矿区维稳工作的建议。

他一份一份看过去，在需要签字的地方签上名字。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很轻，沙沙的，像是有人在小声念着什么。

最后他拿起了严打报告那份文件。这应该是上午的重头戏。

报告里详细列了一年来严打整治的成果、典型案例、以及后续的跟进措施。

他看得很慢，有时候停在一个数字上，脑子里飞快地核对一遍，确认和事实对得上，才继续往下看。

“严打整治中，全市共破获各类大小刑事案件四百三十余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六百余名，治安拘留八百余人次，查处治安案件一千二百余起……”

这些数字，每一个都是具体的行动堆出来的。程立知道，这些数字背后的每一份案卷，都对应着一个个凌晨的蹲守和审讯室里的疲惫。

他放下报告，想起一件事。

上一世有领导在总结严打经验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：“运动式的整治，最大的问题不是力度不够，是力度不能持久。

真正考验一个地方的治安，不是在严打期间，而是在严打之后。”这也是他为什么坚持要搞常态化巡逻的原因。

窗外有风吹过，法桐的枝条轻轻晃动了一下，又停住了。

程立批完了桌上的文件，把笔搁下，端着茶杯走到窗前。

初春的阳光照在院子里的法桐上，那些光秃秃的枝丫已经泛出一层淡淡的青色。

不是绿色，是那种冬天和春天交接时特有的青灰色，像墨在清水里化开了一点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目光从法桐的枝条上移开，落在更远的地方，看向金竹山的方向。

虽然从这栋楼的窗户看不到那边的矿区，但他知道它就在那里。

他在想年前走访时遇到的那个工人老刘。

四十多岁，在矿上干了十几年，手上全是裂口，眼睛因为长期在井下作业而变得怕光。

那天程立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

问起工资的事，老刘把烟头在地上摁灭，说了一句：“程书记，不怕你笑话，这个年，家里就买了五斤肉。”

程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