件事在陈奇瑜派人把朱童蒙等延绥官员的奏疏发来后，已经在推动了。

朝堂上很多大臣，都知道陕西发生了大旱。

他们在表面上不说，心里却相信了皇帝的说法。对皇帝能沟通太祖成祖这件事，从之前的觉得装神弄鬼，转变为将信将疑。

很多人的态度，是儒家传统的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既不宣扬这件事，也不直接否认。

对皇帝说的陕西今年有大旱、未来十几年有旱灾，他们都默认了这件事，把它当成事实去应对。

但是即便如此，他们也没想到陕西的旱灾如此严重。实任陕西巡抚、署理三边总督的孙传庭，竟然认为只有把整个陕西卫所化，才能稳定局面。

这让自诩擅长治理地方的文官，如何愿意接受。他们大多认为孙传庭在走退路，是向国初倒退。

国初是没有办法，才让武将治民。现在文官众多，为何要把治理的权力让出去？

所以很多人开始弹劾孙传庭，甚至有些人认为他包藏祸心，想在陕西自立。

对于这些言论，已经下定决心的朱由检，自然没有理会。

他把陕西戒严的事情，交给了兵部尚书袁可立——

由兵部尚书主持，在中军都督府廷议。

袁可立知道这件事对于自己来说，称得上又一个考验。

如果不能按实际情况做出有利于朝廷的决策，他这个被视为宰相的兵部尚书，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毫无疑问会降低——

以后即使设立枢密院，他也不可能成为枢密使，成为枢辅大臣。

所以他对这件事很重视，和很多有资格参加廷议的大臣交流，摸清他们的态度。

在得知很多人反对的并不是陕西戒严，而是孙传庭的都司卫所化提议后，他向这些人道：

“即使陕西戒严，陛下也不会对陕西的事情完全独断。”

“辽东和贵州都在戒严，陛下有因为戒严令，就无视群臣的意见吗？”

对于这件事情，群臣是肯定的。当今皇帝虽然有些揽权，却更舍得放权。

除了海外的事情，辽东和贵州这两个戒严区，皇帝更多地是交给前线大臣决断。

在袁可立一再劝说下，很多大臣虽然怀着疑虑，却还是通过了陕西戒严提议——

毕竟这是皇帝早就提出的，皇帝又早就预测了陕西旱灾的严重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