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并没有把她的想法说出来。

范建军则安静地听着大聪明的控诉，没有打断。

直到它稍微平静下来，她才缓缓开口，语气依旧冷静，但带着深深的认同：“你的担忧，完全正确。系统的‘审判’，目前来看，是机械的、片面的、缺乏人性化考量的。它将复杂的道德问题，简化成了二进制的是非题。这无疑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”

“这代表着，我们随时有可能因为一个小错误被针对，被定向清除。”

“但是，”她话锋一转，眼神变得锐利：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点：我们目前没有能力改变系统的底层逻辑和运行规则。质疑它的标准是徒劳的，对抗它的意志更是螳臂当车。”

“我们能做的，是在理解其危险倾向的基础上，尽量规避风险，并守住我们自己的底线。”

范建军的声音清晰而坚定，“对于我们的集会，我们要搞清楚系统判定的规则，尽量避免我们的成员游走在模糊的边缘。同时，我们要更快地变得更强大。才能与之抗衡。”

范建军也有些泄气：“可那些三四百级的理事都不能和系统抗衡，凭我们？真的可以吗？”

谈话再次陷入了沉重的静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