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行行商都是清代商业史上的巨擘，但二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。

广州干三行的行商充其量是特许官商，而晋商不仅是满清的特许官商、绅商，其中最具特权的一撮晋商更是和满清内务府、户部合作的皇商。

广州十三行中的佼佼者如怡和行之伍家，同孚行之潘家，虽富可敌国，但始终难以脱离商人阶层，真正融入满清士大夫圈层，而晋商可以。

最顶级的晋商如介休范家本身就有内务府员外郎官衔，影响力直达中枢，与满清内务府、户部关系极其密切。

满清之承办军需、官银汇兑、乃至拿捏蒙疆经济命脉，垄断同沙俄的外贸，都仰赖晋商。

乾隆平准噶尔，清军的后勤亦是靠晋商维系。

深度参与满清财政体系，这便是晋商为什么能把分号开到全国，到处做垄断生意，聚敛财富的根本原因。

晋商是和满清是深度绑定的命运共同体，而广州十三行的性质，不过是天子南库，可随取随用的钱袋子而已。

当然，既然是高度绑定的命运共同体，自然是荣损与共，随著满清的衰败，晋商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

大清虽远必赔，天子南库掏得差不多了，往后洋大人的赔款，自然要找个新的钱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