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叹其兴利之臣竞进，而民力已屈；孟子论王政，必先言制民之产，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。是故……”

笔尖沙沙，文思如涓流。窗外天色，已然大亮。

“是故，理财安民之本，在于养其源，节其流，而非竭泽而渔、焚林而猎。必以固本为先，富民为要，使民有恒产，国有恒心，而后仓廪之充实，礼乐之兴行，方为有本之木，有源之水……”

宋溪的笔尖在草稿纸上迅速移动，将第一场核心论点与论证骨架勾勒出来。

他将《平准书》中桑弘羊“兴利”导致民困的教训，与《孟子》中反复强调的“制民恒产”、“取于民有制”相对应，确立了“国富必基于民富，开源必先固本”的根本原则。

随即笔锋一转，结合本朝现状——如古今都尚存的土地兼并隐忧、商税渐重而农本未见显著加强。

基于此，他提出平衡之道在于“轻重相权，缓急有度”。

于农，当清丈田亩、抑制豪强兼并、推广新式农具与水利，此谓固本培元。

于商，当厘定合理税则、打击垄断、疏通南北货殖，此谓开源活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