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高种姓家庭，对低种姓的解放并不关心。

“至于独立，”日记人继续说，“天竺有多大？有多少民族？多少语言？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，天竺只会分裂成几十个小国，互相征战。你们想要那样的独立吗？”

“那……那也不是你们来统治的理由！”另一个学生喊道。

“我不是来统治的。”日记人提高声音，让周围所有人都能听到，“我是来帮助的。亚洲正在觉醒，黄种人正在摆脱白人的统治。

我，和我的军队，是亚洲解放的先锋。我们不是侵略者，我们是兄弟，是来帮助天竺兄弟站起来的！”

这番话经过精心设计，既回应了民族主义情绪，又套上了“泛亚洲主义”的外衣。

一些学生露出思索的表情，显然被打动了。

“可是……你们杀了很多人。”一个女学生小声说。

“变革总要流血。”日记人坦然承认，“但不列颠人统治的二百年，杀的天竺人少吗？1857年大起义，不列颠人屠杀了多少天竺人？

相比之下，我们的代价小得多。而且，我们杀的主要是压迫者，是地主，是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。我们解放的，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。”

他环视学生们：“你们大多是高种姓，受过良好教育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在田里劳作、在街上清扫、在工厂做工的低种姓同胞，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他们难道不是天竺人吗？他们难道不该享有基本的尊严和权利吗？”

学生们沉默了。

这番话击中了他们的软肋——天竺的民族主义运动，一直是由高种姓知识分子领导的，他们确实很少关心低种姓的命运。

“我给你们一个选择。”日记人说，“留下来，帮助我建设一个新天竺。或者离开，去德里，去孟买，去继续你们空洞的抗议。但记住，历史会记住谁真正为天竺人民做了事。”

说完，他调转马头，继续巡视。留下那群学生在原地，面面相觑。

这次巡视的效果很快显现。

当天下午，加尔各答大学就有三十多名学生报名参军，其中不乏高种姓子弟。

更让日记人意外的是，当天晚上，大学校长——一位著名的婆罗门学者——亲自来总督府拜访。

“阁下，您今天的话让我深思。”老学者用流利的英语说，“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