雄，一个人在阁楼上发报，连月饼都没吃，只在后半夜饿得不行，啃了半块苏打饼干。去年他想，没事，还有明年。今年他想，明年呢？

他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。不能看了。再看，那股从下午开始就堵在胸口的东西就要涌出来了。他是一个被训练成忘记情感的人。1950年接受潜伏任务的时候，上级给了他三个月时间准备——三个月里他学了闽南语、学了糖业贸易的术语、学了模仿不同笔迹的技巧、学了微缩胶卷的拍摄和显影。但没有任何人教过他，怎么在中秋节的深夜，不去想女儿。

他又打开了电台。手指依然在痉挛，敲电键的时候抖得厉害。他知道这样做太冒险——刚刚被监听过，应该静默至少四十八小时。但那组舰艇坐标像火炭一样烫着他的手指。没有时间了。情报员的宿命就是用自己换时间，用命换信息。他的指尖按住电键。嗒——嗒——嗒——他的手比平时慢了半拍。电键的手柄上那道凹槽，今晚格外深，像是在提醒他：你已经按了太多次了。

就是这半拍的迟滞，让他的发报节奏出现了偏差。他的拇指不小心碰到了电键侧面的频率微调旋钮，信号在4.7兆赫和4.8兆赫之间跳了一下——只跳了一瞬，不到两秒，但对军情局的监听站来说，这个频率偏移足以构成一个致命的破绽：同一个发报员，同一个频段，连续发报超过八小时，手指疲劳导致频率不稳。发完最后一段之后他关掉电台，盯着桌上的照片背面发了好一阵呆。完了吗？也许。也许这个频率偏差已经足够让监听站锁定他的大致位置。也许明天的军情局会带着更强的监听设备，在高雄港附近拉网排查。但情报已经发出去了，四天后出港的“中山号”将准时出现在大陆雷达的监视屏上。至于他自己——明天的事，留给明天。

他把照片放回铁皮盒子，关上抽屉，锁好。锁头咔嗒一声合上，像一声微弱的叹息。雨终于落下来了。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上，顺着瓦缝渗下来，滴在阁楼的地板上，滴在发报机上，滴在那碟冷却的烟灰上。窗户没关，雨水从老虎窗灌进来，打湿了咸鱼干，打湿了藏在咸鱼肚子里的天线。

他没有去关窗。他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