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，往往构成了作品情理交融的魅力，也是艺术特有的魅力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之所以能够成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正是因为它蕴含了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情感。

再次，它揭示出创作的意义——社会意义与个人意义相统一。司马迁通过阐述古代圣人的写作动机，指出古代的圣贤所以发愤著书，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他认为，历史上许多文人的创作都是想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。这就将文章写作的动力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，不仅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，也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，使个人的生命意志得以延续。

从东汉到明清两代，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一直被人们所关注和讨论。它既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，又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优良传统。许多作家都以司马迁为榜样，在遭受挫折和苦难时，发愤著书，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还特别关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在《货殖列传》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秉承老子的治世思想，认为统治者就应该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，让经济自然而然地发展。他指出，对待经济发展：“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最好的方法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，其次是加以引导，再次是进行教育，然后是进行整顿，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。

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虽然有讽刺汉武帝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之嫌，但的的确确是极其高明的见解。汉武帝时期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实行了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等政策，与民争利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但也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张顺应自然，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，这与现代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。

只可惜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未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大多数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，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发展壮大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。

当然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，司马迁的经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