陛下，上海倒了七家银号，广州倒了五家，北京昨天也倒了两家。储户在衙门门口哭嚎，有几个想不开的，已经跳了河……”

“工厂呢？”杨振华问，声音沙哑。

“纺织厂停了六成，铁厂停了四成，船厂……新船订单全撤了。”工部尚书递上另一份奏折，“粗略估算，失业的工人，怕有百万。”

杨振华闭上眼睛。他想起十年前，第一次听说“股票”这玩意儿时，还觉得新鲜——商人集资办大事，朝廷省心省力。这十年来，铁路修了，工厂开了，商船满世界跑，国库岁入翻了两番。

可没人告诉他，这东西能涨，也能跌。涨的时候，人人都是富翁；跌的时候，百万家财一夜成空。

“原因查清了吗？”他睁开眼。

“查清了。”新任的经济顾问是个留过洋的年轻人，说话直，“第一，盲目投资。光是规划中的铁路就有二十条，实际需要的不到五条。第二，金融监管……几乎没有。银号可以随便开，股票可以随便发。第三，欧洲战争结束了，咱们的军火、布匹出口，少了四成。”

杨振华沉默了很久。暖阁里只听见炭火噼啪声。

“拟旨。”他终于开口，“第一，中央银行拨银五百万两，给还有救的银号紧急贷款，让他们先兑付小储户的存款。大储户……缓一缓。”

户部尚书急了：“陛下，这要开先例，以后……”

“没有以后了。”杨振华打断他，“第二，以工代赈。黄河、淮河、长江，所有水利工程，全部开工。修路、修桥、修码头，官府管饭，发工钱。先把失业的人安置了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四月的北京，本该是柳绿花红，可窗外那些官员的轿子匆匆来去，像逃难似的。

“第三，”他转身，目光扫过满朝文武，“制定《证券交易法》、《银行法》。从今往后，发股票要审核，开银号要保证金。股市……设涨跌限额。”

老臣们面面相觑。这些词，他们听着都陌生。

“陛下，”一位翰林学士小心翼翼地问，“这岂不是……与民争利？”

杨振华笑了，那笑容苦涩：“不与民争利，民就要争命了。你们去看看，现在街上多少人在哭，多少人在骂。再不管，就不是经济危机，是社会危机了。”

王小虎最后还是没取出钱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