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太快了，容易摔跤。”

她望向北方，想起儿子。那孩子在兵工厂，怕是也难吧？

朝廷的救市措施，像一副猛药，灌进了奄奄一息的经济身体里。

中央银行拨出的五百万两，先救了那些还有良心的银号。掌柜的重新开门那天，小储户们排着队，拿到钱时又哭又笑。虽然只兑付了本金的三成，可总比全没了强。

水利工程全面开工，从黄河到珠江，百万民工在河堤上挥汗如雨。工钱不多，但管饭，还能带点干粮回家。渐渐地，市面上的粮食开始流动了，虽然贵，但至少能买到。

最难受的是那些投机失败的商人。北京城西，一座三进大宅子被贴了封条，主人三个月前还是“铁路大王”，如今欠债十万两，连夜跑了。上海外滩，一栋崭新的洋楼被拍卖，主人炒股票亏了三十万两，跳了黄浦江。

王小虎有天路过证券交易所——那地方三个月前还人声鼎沸，如今门可罗雀。一个穿着绸缎长衫的中年人坐在台阶上，眼神空洞，嘴里喃喃：“完了……全完了……”

小虎认得他，是厂里一个老师傅的儿子，前年辞了工，专职炒股票，据说最风光时赚了五万两。

如今，怕是连兜里的铜板都不剩几个了。

三年，整整三年。

到共和九十八年（1718年）春天，市面才慢慢缓过气来。

新的《证券交易法》实施了，股票不是想发就能发了。银行要交保证金才能开门，掌柜的得签“无限责任”——要是倒了，家产充公抵债。

工厂陆续复工，但规模小了，谨慎了。永昌纺织厂重新开工时，只要了原来一半的女工。李秀英说：“慢慢来，接一单，做一单，不做库存。”

兵工厂的订单也回来了，但不再是以前那种动辄几万支枪的大单。而是零零散散，这个土邦要一百支，那个商队要五十支。陈铁山说：“这样好，稳当。”

王小虎又攒了点钱，这回不买股票了，存在新开的“国家储蓄银行”——那是朝廷办的，掌柜的是官员，倒不了。

有天晚上，他和陈铁山喝酒。老工匠喝多了，红着眼说：“小子，你说咱们这十年，像不像做了场梦？一会儿飞上天，一会儿摔下地。”

小虎点头：“像。”

“可梦醒了，还得过日子。”陈铁山倒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