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从楼房变成平房，又从平房变成低矮的土坯房和石棉瓦棚。

墙上刷着的标语被雨水冲花了，只能认出“安全生产”三个字的偏旁。

空气里的煤灰越来越重，混着一股说不清的酸味——不是硫磺，也不是沼气，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，像是从地底下渗出来的什么在慢慢腐烂。

金竹山煤矿的大门比他想象的低调。两扇铁门，漆面斑驳，门轴生了锈，推开的时候大概会发出一种让人牙酸的声响。

门口没有岗亭，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坐在传达室里，戴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镜看报纸。报纸举得很高，挡住了半张脸。

孙建国把车停在离大门几十米远的地方，没有熄火，先点了一根烟。

他坐在车里抽，眼睛看着路过的行人。矿区的街道上人不多，偶尔有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人走过，脚步匆匆，低着头，没人朝面包车这边看一眼。

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东西——不是疲惫，是麻木。

是在同一个地方待了太久、每天做同样的事、见到同样的人之后，脸上的肌肉自动调整到省电模式的那种麻木。

一根烟抽完，他推开车门下了车。

没有直接朝大门走。他拐进了旁边一条巷子。

巷子很窄，两个人并排走都嫌挤，两边是低矮的职工宿舍，红砖墙，石棉瓦顶，墙上牵满了晾衣绳，横七竖八地拉着，上面挂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和小孩的裤子，被风吹得轻轻晃。

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，把发黄的菜叶一片一片揪下来扔进脚边的搪瓷盆里。她抬头看了孙建国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择，动作没有任何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