邻桌坐着两个中年男人，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、一碟拍黄瓜，还有一瓶二锅头。两个人喝得脸都红了，话也多起来。

“老哥，你说过几天那日子，咱们算不算赶上了好时候？”瘦的那个端起酒杯，眼睛里有些潮乎乎的。

“怎么不算？”胖的那个一拍桌子，“我跟你说，我爹要是能多活三年，看到这一天，他得高兴得从棺材里蹦出来。他是拉洋车的，一辈子给洋人、军阀、日本鬼子拉车，腿都跑断了，攒不下一个铜板。他就盼着有一天，咱中国人能挺直了腰杆走路。他没等到，我等到了。”他端起酒杯，一仰脖，干了。

瘦子也干了，抹了抹嘴：“我哥在东北，打锦州的时候，炮弹片削掉了半只耳朵。他现在在工厂里当工人，上个月写信来，说厂里分了一间房，虽然不大，但暖和气派。他说这辈子值了。”
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胖子又倒了两杯酒，举起杯子：“来，敬新生。”

“敬新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