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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锡范在台湾有三千亩地,都在台南肥沃处。没收那天,郑经亲自去。地里庄稼正绿,佃农们在锄草,见官府人来,都跪下了。
“起来,都起来。”郑经说,“这地,以后是你们的了。每户分十亩,地契官府给。”
佃农们愣了,不信。一个老农哆嗦着问:“长官……真、真给?”
“真给。”郑经拿出地契,“按手印,地就是你的了。”
老农按了手印,捧着地契,手直抖。突然,他跪下来,朝北磕头:“杨总统万岁……郑长官万岁……”
郑经赶紧扶他,心里酸酸的。父亲当年想“耕者有其田”,没做成。现在他做成了,用的却是华国的名义。
其他地主见状,有的主动减租,有的偷偷卖地。土地改革没动刀兵,静悄悄就推开了。
学堂建了十二所。
国语课最有趣。老先生用官话念:“天、地、人。”孩子们跟着念,闽南腔重,念成“天、地、棱”。哄堂大笑。
但孩子们学得快。三个月,就能用官话说“先生好”“谢谢”“再见”了。回家还教父母:“阿爸,吃饭叫‘用膳’。”
“用你个鬼膳,吃饭就吃饭!”
家长笑骂,但心里高兴——孩子认字了,将来有出息。
三年过渡期,就这么过去了。回头看,台湾变了样:议会每月开,百姓敢说话了;华元通用了,买卖方便了;无地农民少了,学堂多了。虽然还有问题——旧部安置还没完全解决,一些遗老还在嘀咕——但大体上,平稳。
那天黄宗羲要回武昌了。郑经送他上船,深深一躬:“谢先生。这三年,您辛苦了。”
黄宗羲扶他:“郑长官,台湾这锅夹生饭,现在熟了。往后,就看你们怎么把它做得更香了。”
船开了。郑经站在码头上,看着台湾的新貌——港口有新船,岸上有新厂,田里有新绿。父亲若在天有灵,应该会欣慰吧。
台湾,真的回家了。